重读《竹头木屑集》有感（一）

古道瘦马按：近日，时隔二十年再读广东省名老中医何炎粲主任医师的《竹头木屑集》，尤其是其开篇的序言，仍是感人至深，令人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学医之艰难，用功之刻苦，也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学医历程，虽比不上何老，但也是尝尽了辛酸苦辣，才修成今日无什建树的结果。联想起今日学子的条件，已今非昔比，天壤之别。惜己生不逢时也，逝者已逝，就让它过去吧。但老一辈的学习精神与方法还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故再推荐何老此文以飨读者，愿学中医之子能读之，思之，学之。
代自序
锲而不舍自學成医
一、 小引
如所周知，在旧社会，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受人鄙视的“黄绿医生”。因为我既乏祖传，又无师授，完全是靠自学成医的。从二十一岁悬壶问世至今，差不多五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虽谈不上三折其肱，却幸未曾草菅人命。现在有许多勤奋好学的中青年中医问我自学成医，有何秘诀。其实，在书店里介绍名老中医成功之路的著作，琳琅满目，无须我再来饶舌了。然而，对同志们的恳切要求我又不好推却，惟有把如烟的往事中与医道有关者述其梗概，使读者知道我这几十年的道路是怎样走的。虽则既无秘诀，经历又很平凡，却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所说的都是实话，并无任何夸张隐讳之处，这也许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吧？
二、“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我童年时代，父亲还是个店员。后来他有了积蓄，和友人合股开设金铺，做起老板来。这时他把我从一家低级的私塾转到李仲台老师的专家馆里读书，希望我在名师的培育下，有朝一日，“学而优则仕”，他便可以实现做老太爷的美梦了。
李老师是前清秀才，又进过师范学堂，可说是博古通今的儒者我跟他读了五年书，就是这关键的五年，培养了我阅读古典书籍的能力，为我今后自学中医打下基础。这也许是一个“秘诀”吧。
李老师摸透了我父亲期望儿子将来光宗耀祖的心理，而他更深深地了解他这位学生的气质性格，不是为官作宦的坯子。有一天，李老师病了，我到他的住处南薰园看望他。李老师问我读了《岳阳楼记》后有何感想，还告诉我范仲淹从小就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良相匡君济民，确是非凡人物。但古往今来，称得良相的能有几个？就连清官循吏也寥若晨星。而千千万万在宦海中浮沉者，无非是争名夺利之徒，虽显赫一时，却无补于世，到头来，还是与草木同腐而已。医虽小技，然能拯危济急，利世便民，故范文正公将良相与良医并称，并非说人人都要做良医，不过以此为喻，说明人生在世，必须以利济苍生为已任，有所作为，才不枉此生”。
听了李老师这番话，我真像沐在春风化雨之中，心神为之一爽。从此，我遵照李老师的教导，开始走上我一生的征途。今天，我虽是垂暮之年，但每记起李老师的谆谆训诲，自己还像是-个小学生，垂手侍立于李老师之侧，肃然谛听，宛如昨日。
后来，我考入东莞中学，李老师也结束他的专家馆，到明生中学教国文，师生俩不能经常聚首了。然而，“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我经常盘算着将来怎样报答老师。抗日战争第二年，华南沦陷，我和母弟逃难到香港，李老师也辗转避乱于水乡一带，不久便忧劳病逝了。1939年秋，我们奔父丧返莞时，不料又闻此噩耗。目睹国土沦亡，又值亲人继丧，痛何可言！而且师病我不知时，师殁我不知日，殓不能凭其棺，葬不能临其穴，人间憾事，孰大于此！我欲到墓前祭扫，但在风鹤频惊的日子里，又不知李老师确实葬在何处，惟有望空遥拜，临风洒泪而已。今天，惟一可以告慰老师者，就是您的学生，虽然不肖，但是五十年来，一直遵循您的教导，兢兢业业，不敢稍有差池。老师泉下有知，当含笑首肯罢！
二、 少年立志，永矢不移
南薰园的一席话后，“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宏亮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着。当然，李老师的本意是告诫我不要听从父亲的摆布，徵逐于荣名利禄之场，并不一定要我当医生。而我总觉得自己的脾性是适宜于做医生的。于是啮指为誓，矢志学医。觑着个方便时刻把心里话向父亲诉说，不料却招来一番责备。他说我胸无大志，不想玉带横腰，却喜欢穿件“烂棉衲”。（注：东莞人一向称做教师的为捧“破饭碗”，称做医生的为穿“烂棉衲”，意思是干这两行，仅能免受饥寒之苦罢了。）父亲既不支持，我便决心自学。孔子说得好“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又想起王冕把积攒的工钱买胭脂水粉学画荷花的故事，便拿着零用钱到觉觉斋书局去买中医书。“买哪一本？”心中没个底，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又不敢去问人，只好先去瞧瞧。我看见书架上摆着一堆堆线装中医书，便把书目从头细看一遍，自作聪明地选购了三本：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和《医学实在易》，李梃的《医学入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初人私塾时，最先读的是《三字经》，那么，《医学三字经》大概也是启蒙的医书吧？又从“实在易”、“入门”等字眼，我便猜这些书是给初学的人读的，便把它买了．
从此，便偷空躲在斗室里看医书。文字是看得懂的，义理却不很明白。我知道，万事起头难，世上哪有不费气力，一学就会的科学技术？我得先学学陶渊明，“不求甚解”，把书中的疑难之点，边读边标出来，留待“下回分解”。奇怪的是，有时读到下文，再联系前面的某个难点，竟会豁然开朗起来。读完一遍，再读第二遍，疑难的问题也会解决一小部分。把两本书的论点互相印证，领会也多了些。我尝到这点点的甜头，兴趣便越来越浓厚了，从此把课余攻读古文诗词的时间挤出一半来偷偷摸摸地读医书。
一天晚上．我的秘密被父亲发现了。他攒着眉头问：“你真的想学医？”
“那不一定”。我预料我的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早就想定一套应付的办法。
“那你为什么不做功课而在看医书呢”？
我知道父亲是最尊敬孔圣人的，便说：“孔圣人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有充足的课余时间，看看医书完全没有妨碍功课。”
“那你为什么不多看点将来立身处世的书呢”？
“古人说过，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为人父母者不可不知医。我觉得读医书总比你教我读的什么《交际大全》之类的书有用得多。我每想起小弟弟不到周岁夭亡，就是由于我们家没有一个知医的，不善择医，以致药石乱投，害了性命。现在，我学些医学知识，作为防身之宝，不是有点用处吗？”
父亲脸色变得阴沉，半响，黯然离去。是我的话撩起他对亡儿的哀思，我十分后悔，然而，从此以后，父亲再没有干涉我读医书了。
入了中学以后，功课多了些，同学们又介绍我看《大众哲学》、《读书生活》等进步书刊；鲁迅的杂文又使我爱不释手。尽管时间很紧，我宁可夜眠早起，也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读医书。从十一岁到十六岁，我约摸读了十多部中医书，不过是初涉藩篱，一知半解而已。
四、焚膏继晷元元穷年
1939年，我丧父破产后，蛰居沦陷区中，全家靠一个在南洋佣工的姑母资助度日。这时，不但父亲未能实现其做老太爷的宿愿而饮恨黄泉；而我自己的理想——高中毕业，考医科大学，将来做个能中能西的良医，也变成泡影。唯一的出路，就是发愤自学，争取做一个“黄绿医生”。逃难到香港那年，我在东莞联中读书，中医书没有带出去，丢荒了一年。这时幸喜家中旧书未失，重新翻阅，如睹故人。从此，便日夜埋头苦读，不敢稍有懈怠。过去，曾经怀疑过“苦功失，何处下，三更灯火五更鸡”这句古话有点夸大，今天轮到自己亲身体验，尝到其中苦辣酸甜各种滋味了。
“自学中医，谈何容易！你看那姓何的正在海底捞针呢！”一位在我家附近挂牌的“世医”在别人前讥笑我。
的确，这几年我碰到了不少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买书难。沦陷时书坊里的书给抢光了，又没有新印的。求人借阅吧，又没有人愿意借，读来读去还是旧时的十几本。一天，我正为此发愁，忽然，街上传来“收买烂铜烂铁、旧书、旧报纸……”的声音。我灵机一动，跑出门外，把收买佬叫住。
“你收买的旧书肯卖给人吗？”
“怎么不卖？只要你肯出价钱”。
我翻了翻他的筐子，发现有几本残缺不全的《证治准绳》和《寿身小补》，而令我惊喜的是有一部完整的《温病条辨》。经过讨价还价，我统统把它买了。邻居们都说我是呆子，出这样价钱，来买这些当烂字纸收购的旧书。我虽然很穷，就算少吃几顿饭也要买书。从此，收买佬便主动寻上门来，日积月累，我架上的书也颇为可观了。
其次是读书难。一家四口，除了我，都是老幼病残----一个八十岁的祖父，体弱多病的母亲，八岁的弟弟。不久，在南洋的姑母也病故了，无人接济，家中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家中开设私塾，教二三十个小学生，靠微薄的学费，勉强度日。白天要教书，抽不出空来，只有下午七时至深夜十二时才是真正的学医时间。那时没有电灯，战争年代，没有煤油，居民用以照明的是桐油或菜油。用一个小灯盏，盛着油，象《儒林外史》里面的严监生临死时那样，点的只是一茎灯草。微风一拂，黯淡的灯火便摇晃不定。我在它下面看书写字，十分吃力。有些旧书的字，又细得像蝇头，看不清楚时，拿起书凑近灯光来看。“吱”的一声，一阵焦味，原来凑得太近，头发给烧焦了。这样年复一年，我的体重一天天减轻，我的视力一天天减弱。现在，我右眼已经失明，左眼1100度近视，加上散光，白内障，身体也患有多种慢性病，溯本寻源，实始于此时。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确实一点也没有后悔。
三是解惑难。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小时候，李老师替我解了不少的惑。今天，“惑”，愈来愈多，却找不到像李老师那样的金玉君子了。我曾经十分谦虚而又恭敬地去请教老前辈，而所得到的不是哂笑便是揶揄。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老中医向病人大谈他的脉象是怎样怎样的，我便乘机向他请教脉理。怎知老先生摇晃一下脑袋，打着马师曾的腔调说：
“脉理，脉理，其理甚微！”真使我一头雾水，啼笑皆非。老祖父见我艰辛若此，不禁叹息日：“你已经尝到了俗语说的：‘上山擒虎易，开口向人难’的味儿了。人家的医术还是传子不传女的，怎肯教你这个外人？”好，既然开口向人难，我就下决心上山“擒虎去！我自制许多大卡片，分门别类地把读书遇到的“惑”详记下来，并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注释；在别的书上遇到同类的问题时，便把它记在一起；记的多了，把它们综合起来，互相参证，一些疑难的问题就这样给解决了。一年半载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旧时的注释，常常觉得幼稚可笑，甚至荒诞不经，这说明自己有了进益，便再做第二次注释，甚至第三、第四次地做下去。我这种笨拙的方法的确要费很大力气，然而我走了守一段曲折崎岖的道路后，便渐人坦途。到了五十年代，这些写得潦草歪斜的卡片，叠起来竟有一尺多厚。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了。“文革开始，这些卡片全被查抄，红卫兵想在它的身上找到我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结论却是“里面虽无黑话，毕竟是谬论连篇”，于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在王氏家庙前面的空地上，我被勒令亲手把自己半生心血写成的纸片，连同全部古书，一一抛进熊熊的劫火之中。呜呼！而今而后，我这些“谬种”，不复流传于世，“贻害后人”了。
四是验证难。医家有句口头禅：“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王叔和”，我确实读得滚瓜烂熟，而临证呢，却空空如也。战国时赵括徒然纸上谈兵，导致了赵国军队的全部覆没。他日我出而问世，诊起脉来，会不会“心中了了，指下茫茫，”从而误尽苍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想出了-些办法。首先就是经常替自己的几十个学生检查身体，鉴貌辩色，察舌按脉，从无病的人中去知其“常”。同时，又义务替学生、亲朋、邻居治病，用症来测脉，以识其变。由于治疗小病有点效果，竞有人上门求医，我也从脉症合参中，渐渐地心领神会了。1941年秋，暑湿热疫流行，我把叶天士的甘露消毒丹制了好几斤，免费赠给患者。群众反映，效果比时医开的方子还好。从此，我的医名渐为人所知。1942年春节，我便挂起“儒医”的招牌，正式悬壶问世。那年我才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