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竹头木屑集》有感(三）
2015-01-19 3681 来源:华夏中医论坛
七、学无常师、不耻下问
孔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老人家犹且学无常师，何况于我？在行医的四十多年中，我曾经“偷”过师，拜过师，也和同道们在共事中，互教互学，能者为师。直到如今，垂老之年，还牢牢记着《尚书》的一句话：“谦受益，满招损”。
早年，医界前辈中我最熟识的是陈炜如。沦陷时，他一家逃难乡间，衣食无着，我父亲曾周济过他几次。可惜我每次虚心向他请教时，他一味敷衍搪塞，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陈炜如擅长温补，但又泥执温补。有一次，他用补中益气汤治愈一麻疹内陷危症，病家送来匾额金猪，以示酬谢。我向他道贺，顺便恭维他几句。他立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谈论这病前手怎样误治致危。当时脉症如何如何，医皆谢绝不敢治，他为什么大胆用补中益气汤的道理。这样，我就“偷”到了师。事有凑巧，前面说的那位朴实的外科铃医用崩大碗治愈的肠伤寒毒血症，就有一例是陈炜如用温补治坏的。正反两面事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医贵圆通，切忌固执，病万变，药亦万变，正如叶天士所云：“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除了被囚于“牛栏“的三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外，我负责留医部工作达十五年之久。以我这个中医学术根基浅薄，西医知识又只懂皮毛的人来负此重任，惟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向同道们学习。一碰到疑难病例，我必请人人会诊。李翼农、谢其彦两位老中医在抢救危重病人中就提过许多宝贵意见，我也学到他们许多专长。由于留医部是搞中西医结合的，十多年来，我每天都有向西医大夫学习的机会。尤其是陈婵娟医生，她既肯学，又肯教，和我共事时间较长。她向我学中医，我毫无保留地，而且用简明快捷的方法教她，她很快地就上手。我向她学西医，她言传身教，悉心指点，我也学到不少东西，陈医生不幸早逝，使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那天向她遗体告别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要向高级医务人员学习，是不容易的，但我绝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大跃进期间，县委组织医务人员下乡防治水肿。虽然短短几天，我就向张崇炜站长学会触诊肝脾的方法。全国西学中班的高级医生来我院实习，空军医院李主任是个心脏病专家，每天下午，她跟我看门诊。通过病例的共同探讨，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一告诉她；她也把独到的心脏听诊技术传授给我。对她的无私和热忱，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此乃理之常也。所以我不但向专家学者们学习，还向小字辈学习。我的许多学生，都已“人到中年”，从事医疗专业也有近二十年了。例如痔瘘、针灸、正骨、五官等科，我碰到问题时，经常找他们会诊，并向他们请教有关方面的知识，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
科学大师牛顿说他的成就，仅仅像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拾到几个贝壳以自娱；真理的大洋，还躺在他的前面而是未被发现的。对比起来，我真是渺沧海之一粟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惟有遵照周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
八、知难而进，教学相长
少时读古人医案，经常见到“……辞不治”这句话，如果套上“四人帮”的纲，就是见死不救了。我想，医生这样做，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宣告自己技穷，希望病家另请高明；一是为了保全声誉，怕沾上“医死人”的恶名。我行医四十多年，除了主持留医部期间，有些病人限于本院条件必须转院或上送者外，对危重病人，从不推托。我开业第一年，有一位产后瘫痪的病人，更医十七手无好转，呻吟床笫，动弹不得，已奄奄一息。许多名牌医生，匆匆一诊，便辞不治了。病家无法，希望“大鬼不灵小鬼灵”，请我诊治。我把病史、四诊及前后治疗经过详细记录下来，并查阅古今医籍，对症下药，终于把病治好。此病人现犹健在，已白发如银，儿孙绕膝了。有些病人，我明知其必死，也全力救治，不但病家毫无怨言，我的声誉也没有受到损害。孙真人教导我们这些当医生的：“若有疾苦来求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这些至理名言，我虽不能完全做到，但面对疑难重病，我从来没有畏缩不前。
医疗方面如此，教学方面，我也是知难而进。1959年，我鉴于本县中医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向上级提出办中医学徒班的建议，得到党委和卫生部门的支持，并委托我主持其事。这时卫生院正当医药合一，红彤彤的“大老粗”掌权。在某些人眼里，中医都是“封建余孽”，因此，学徒班得不到医院的某些人的支持。那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办班的经验和现成的教材，甚至连课室和桌椅也不给我们。上课的地点，一会儿在饭堂，一会儿又叫我们挤在中药店的小阁子里，一会儿又被赶到西城楼上去了。由于学习条件差，有两个学员中途退学了，于是某些人又乘机飞短流长，吹起一股冷风，学徒班面临散伙的危险。面对着这样困难的局面，我毫不动摇。一方面不分昼夜地工作，细心批改作业，认真编写教材；一方面对学员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并积极争取上级的重视。后来，得到省卫生厅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的支持，学徒班才能安定地办下去，而且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我们办了四届中医学徒班，一届中医赤医班，两届西学中班，上课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老师担课是没有报酬的，后来只有很少的茶水费。在课程分配方面，我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先让老师们尽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或是驾轻就熟的学科，剩下来的都由我担任。因而我担的课比别人多一倍，也比较深奥难教些。在那漫长的十六年里，白天工作又十分繁忙，但为了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材，我备课十分认真，往往工作到夜阑人静，月斜窗纸，经常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各种自编的补充教材和备课的手稿，除了“文革”期间被烧掉的一部分外，现存的还有十余万言。这既是我辛勤劳动的留痕，也是我不断进步的标志。有人说我这样做是“老衬”（意即笨蛋），而我却认为自己不但不笨，而且既利于人，又利于已。魏征在谏唐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里，提醒他在文治武功鼎盛煊赫之时，开始演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了。一个医生当他有点名气，诊务日繁，薪金优厚的时候，往往也会像唐太宗那样觉得自己差不多了，该松一口气，歇歇脚了。于是从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懒意一生，即为自弃”，我时常用“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话来警惕自己，我多担一些较深的课程，就是强迫自己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在十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确是“温故而知新”，不但把过去所学的扎实生根，而且得许多新知识，新见解。“教学相长”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啊！
九、结语
岁月不留，青春难驻，儿时在李老师面前束发受书的情景，如影历历；而一觉邯郸，便头童齿豁，皤然一老翁了。“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照理是 “无能为也矣”。然而，共产党员有残年却没有闲年。我一息尚存，还想继续干下去。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来表达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那我就借用它作为我对中医事业的信誓旦旦罢！
1986年8月初稿 1990年5月修改稿
孔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老人家犹且学无常师，何况于我？在行医的四十多年中，我曾经“偷”过师，拜过师，也和同道们在共事中，互教互学，能者为师。直到如今，垂老之年，还牢牢记着《尚书》的一句话：“谦受益，满招损”。
早年，医界前辈中我最熟识的是陈炜如。沦陷时，他一家逃难乡间，衣食无着，我父亲曾周济过他几次。可惜我每次虚心向他请教时，他一味敷衍搪塞，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陈炜如擅长温补，但又泥执温补。有一次，他用补中益气汤治愈一麻疹内陷危症，病家送来匾额金猪，以示酬谢。我向他道贺，顺便恭维他几句。他立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谈论这病前手怎样误治致危。当时脉症如何如何，医皆谢绝不敢治，他为什么大胆用补中益气汤的道理。这样，我就“偷”到了师。事有凑巧，前面说的那位朴实的外科铃医用崩大碗治愈的肠伤寒毒血症，就有一例是陈炜如用温补治坏的。正反两面事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医贵圆通，切忌固执，病万变，药亦万变，正如叶天士所云：“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除了被囚于“牛栏“的三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外，我负责留医部工作达十五年之久。以我这个中医学术根基浅薄，西医知识又只懂皮毛的人来负此重任，惟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向同道们学习。一碰到疑难病例，我必请人人会诊。李翼农、谢其彦两位老中医在抢救危重病人中就提过许多宝贵意见，我也学到他们许多专长。由于留医部是搞中西医结合的，十多年来，我每天都有向西医大夫学习的机会。尤其是陈婵娟医生，她既肯学，又肯教，和我共事时间较长。她向我学中医，我毫无保留地，而且用简明快捷的方法教她，她很快地就上手。我向她学西医，她言传身教，悉心指点，我也学到不少东西，陈医生不幸早逝，使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那天向她遗体告别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要向高级医务人员学习，是不容易的，但我绝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大跃进期间，县委组织医务人员下乡防治水肿。虽然短短几天，我就向张崇炜站长学会触诊肝脾的方法。全国西学中班的高级医生来我院实习，空军医院李主任是个心脏病专家，每天下午，她跟我看门诊。通过病例的共同探讨，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一告诉她；她也把独到的心脏听诊技术传授给我。对她的无私和热忱，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此乃理之常也。所以我不但向专家学者们学习，还向小字辈学习。我的许多学生，都已“人到中年”，从事医疗专业也有近二十年了。例如痔瘘、针灸、正骨、五官等科，我碰到问题时，经常找他们会诊，并向他们请教有关方面的知识，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
科学大师牛顿说他的成就，仅仅像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拾到几个贝壳以自娱；真理的大洋，还躺在他的前面而是未被发现的。对比起来，我真是渺沧海之一粟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惟有遵照周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
八、知难而进，教学相长
少时读古人医案，经常见到“……辞不治”这句话，如果套上“四人帮”的纲，就是见死不救了。我想，医生这样做，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宣告自己技穷，希望病家另请高明；一是为了保全声誉，怕沾上“医死人”的恶名。我行医四十多年，除了主持留医部期间，有些病人限于本院条件必须转院或上送者外，对危重病人，从不推托。我开业第一年，有一位产后瘫痪的病人，更医十七手无好转，呻吟床笫，动弹不得，已奄奄一息。许多名牌医生，匆匆一诊，便辞不治了。病家无法，希望“大鬼不灵小鬼灵”，请我诊治。我把病史、四诊及前后治疗经过详细记录下来，并查阅古今医籍，对症下药，终于把病治好。此病人现犹健在，已白发如银，儿孙绕膝了。有些病人，我明知其必死，也全力救治，不但病家毫无怨言，我的声誉也没有受到损害。孙真人教导我们这些当医生的：“若有疾苦来求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这些至理名言，我虽不能完全做到，但面对疑难重病，我从来没有畏缩不前。
医疗方面如此，教学方面，我也是知难而进。1959年，我鉴于本县中医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向上级提出办中医学徒班的建议，得到党委和卫生部门的支持，并委托我主持其事。这时卫生院正当医药合一，红彤彤的“大老粗”掌权。在某些人眼里，中医都是“封建余孽”，因此，学徒班得不到医院的某些人的支持。那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办班的经验和现成的教材，甚至连课室和桌椅也不给我们。上课的地点，一会儿在饭堂，一会儿又叫我们挤在中药店的小阁子里，一会儿又被赶到西城楼上去了。由于学习条件差，有两个学员中途退学了，于是某些人又乘机飞短流长，吹起一股冷风，学徒班面临散伙的危险。面对着这样困难的局面，我毫不动摇。一方面不分昼夜地工作，细心批改作业，认真编写教材；一方面对学员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并积极争取上级的重视。后来，得到省卫生厅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的支持，学徒班才能安定地办下去，而且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我们办了四届中医学徒班，一届中医赤医班，两届西学中班，上课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老师担课是没有报酬的，后来只有很少的茶水费。在课程分配方面，我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先让老师们尽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或是驾轻就熟的学科，剩下来的都由我担任。因而我担的课比别人多一倍，也比较深奥难教些。在那漫长的十六年里，白天工作又十分繁忙，但为了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材，我备课十分认真，往往工作到夜阑人静，月斜窗纸，经常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各种自编的补充教材和备课的手稿，除了“文革”期间被烧掉的一部分外，现存的还有十余万言。这既是我辛勤劳动的留痕，也是我不断进步的标志。有人说我这样做是“老衬”（意即笨蛋），而我却认为自己不但不笨，而且既利于人，又利于已。魏征在谏唐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里，提醒他在文治武功鼎盛煊赫之时，开始演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了。一个医生当他有点名气，诊务日繁，薪金优厚的时候，往往也会像唐太宗那样觉得自己差不多了，该松一口气，歇歇脚了。于是从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懒意一生，即为自弃”，我时常用“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话来警惕自己，我多担一些较深的课程，就是强迫自己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在十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确是“温故而知新”，不但把过去所学的扎实生根，而且得许多新知识，新见解。“教学相长”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啊！
九、结语
岁月不留，青春难驻，儿时在李老师面前束发受书的情景，如影历历；而一觉邯郸，便头童齿豁，皤然一老翁了。“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照理是 “无能为也矣”。然而，共产党员有残年却没有闲年。我一息尚存，还想继续干下去。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来表达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那我就借用它作为我对中医事业的信誓旦旦罢！
1986年8月初稿 1990年5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