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12-17  2196  来源:医脉通 

    【前言】

    医学界,藏有许多精英。我喜欢在协和那历史悠久的大院儿,找个长凳安静坐着,看那些气质优雅的医学精英穿着白大褂翩翩来去,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十分养眼。

    但是,一位医生却给我转述了这样一句医学圈的玩笑话:“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还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慢慢都要离开这支队伍。”

    真不希望某天推开诊室的门,看见“隔壁二傻子”坐诊。我希望医生们都心情舒展身体健康,所得与付出匹配,然后心平气和尽职尽责面对病人;天底下所有像我母亲那样为病所苦的人,都如沐春风。因为这朴素的想法和种种现实,作为调查记者的我,近半年一直在跟踪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甚至一直被漠视的群体——麻醉医生。

    所了解的,让我深深不安。
 

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电影《索命麻醉》剧照】

    一、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2014年4月22日,武汉协和医院的手术室,紧急转运来一位一岁半的小病人。孩子送来时缺氧状态严重、呼吸衰竭,非常危险。家长怀疑他把什么东西,呛到气管里了。

    麻醉医生桂平迅速给药,孩子很快进入全麻状态,外科医生随即开始取异物,手术室里响起刺啦刺啦的声音。但是,突然出现的声门痉挛,使得氧气无法顺利给进。看着那个无声无息的光溜溜的小家伙,我的心提了起来,默默祈祷平安。

    儿童病情变化快,给他们做麻醉风险很大。有数据表明,儿童麻醉死亡率远高于成人,处于急救状态下的小病人,留给麻醉医生的时间更少。对于这个小宝宝来说,如果氧气不能快速给进,几十秒内就有可能发生心脏骤停,即便保住生命,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是一辈子的麻烦。

    “吭哧吭哧”,麻醉医生桂平赶紧加压给氧。由于操作迅速,孩子的声门终于打开,大约二十秒钟后,呼吸道畅通,氧气顺利给了进去!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一共出现了两次,桂平都在十几秒中内迅速处理完毕。一个小时后,呛到孩子气管里的半粒花生,终于被成功取出。年轻的外科医生,手上垫块绿布,布上放个小托盘,那半粒花生米,就放在托盘里。这个不起眼的可以被轻轻捏碎的小东西,竟然差点要了一个娃的命。

    在这种手术中,麻醉非常关键。武汉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刘隽炜说,“麻醉医生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非常重要,病情变化第一个观察和作出及时处理的,都是麻醉医生。麻醉医生是外科医生的前哨,没有他们保驾护航,手术不可能安全顺利地做下来。”这种说法,我真是第一次听到。

    手术中,打麻药,仅是麻醉医生工作的第一步。此外,药品剂量的调整等许多琐碎细节,都需要他们时刻兼顾。在手术意外和并发症的预防处理中,麻醉医生起着关键作用;急救状况下以及手术高风险阶段,他们还必须分秒必争地调整好病人的心跳、血压和呼吸状况,以保证生命安全。

    麻醉界有句行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因为,麻醉医生不仅要提供“无痛”技术,更重要的是,守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很多一线麻醉医生常用“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这句话,来警示自己。

    不过,在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因注射麻醉药异丙酚过量导致死亡的案件和电影《夺命手术》中,麻醉药却成了索命杀手。
 

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MJ 迈克尔杰克逊】

    近年来,我国也频频爆出麻醉致死事件:重庆内江麻醉事件,哈尔滨人流植物人事件,湖北麻城市长植物人事件,武汉超女王贝死亡事件,广州26岁女子做狐臭手术打麻醉丧命---(注:本段内容来自武汉协和医院学术报告)

    麻醉,可以保命,也可以夺命。在手术过程中,用什么麻醉药、用多大量、怎么用,完全掌控在麻醉医生手中。一次手术,生死之间,麻醉医生责任重大。

    有数据表明,在影响麻醉安全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麻醉医生的疲劳麻醉。在台湾,麻醉医生总人数只有区区900多人(有消息称目前已有200人改行),过量的工作,使得留下来坚守的麻醉医生个体疲于奔命,麻醉致死率居高不下。根据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何善台等人,发表在台湾麻醉医学会期刊上的文章:2002-2008年,台湾的麻醉相关致死率约为十万分之十二,这是是日本的12倍、英国的21倍。

    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对麻醉致死率的研究数据。按照目前规定,我国大陆三级甲等医院,麻醉相关死亡的合格标准是1/5000,即:五千人中有一人因麻醉失误死亡属于正常。这等同于美国20多年前的标准。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麻醉相关死亡率,早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5000,降低到目前的1/20万。

    疲劳麻醉跟疲劳驾车一样,害己害人,要命。我国大陆的一线麻醉医生,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呢?

    二、一线麻醉医生猝死事件频发

    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这个80后姑娘,是安徽省某市的前数学教师徐慧。因为生完二宝只有数月,她看起来还有些微微发胖。不过,目前她没有心思在意这些,怎么更好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下去,才是最主要的。

    四年前,徐慧与麻醉医生吴辉相恋并结婚,日子过得平静幸福。2014年1月18日晚上7点,当徐慧从娘家赶回来和丈夫团聚时,却看到这样让她心痛的一幕:“他在床上歪着,牙咬着,上半身冰凉,冻得有点发紫,我刺激他,他也没反应。”徐慧急了,赶紧拨打120,急救人员赶来后,吴辉被确认死亡。

    32岁的吴辉是安徽某医院麻醉科的骨干医生。他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为了供他上学,母亲常年在街边上卖韭菜盒子,兄弟姐妹圈都辍学打工。多年来,全家人把积蓄和精力,全部花在了吴辉一个人身上。他时,大女儿两岁,小女儿刚满两个月。如今,徐慧一个人,全天候地照顾两个孩子。

    除了血脂有点高之外,吴辉生前没有任何疾病。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何突然死亡?由于当时未做尸解,我们无法分析直接致死的原因。来自吴辉所在医院的工作量统计表显示:2014年1月17日晚至18日早晨的夜班里,他做了9台手术麻醉;而在此前一天的夜班里,做了15台。

    15台……我反复统计,忍不住要问:“他怎么会这么玩儿命?”

    徐慧说:“没有办法---这个工作量基本算正常,平时也这样。他同事说过,他们有时候累得连药都掰不动。”

    正常情况下,吴辉的工作时间安排应该是:周一二三四上白班,星期五上夜班,星期六上急诊白班。但是 1月16号下夜班之后,17号他又接着上了一个夜班。无论上白班还是上夜班,每天做七八台手术,对吴辉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徐慧继续回忆,“吴辉在家待的时间很少。除了上班做手术,就是回家补觉。睡醒了,床边放一本书,翻两眼,累了再睡,基本没有时间陪孩子。有时他还得学习搞研究,看他在电脑跟前坐着,两岁多的大宝会趴在他背上说,爸爸你陪我,猪八戒背媳妇。他呢,一手摸着鼠标,一手拖着孩子,糊弄孩子玩一玩儿---当住院总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回家。孩子想爸爸,我就带她去医院看爸爸。在一起四五年了,他从来没有请过假,结婚的时候就请了两天。生孩子的时候,就陪了我一夜。我生完后,他都没来得及把我从产房里推出来。还是我自己走回来的。”

    有时候累得厉害,吴辉会跟徐慧发脾气:“有一次跟我抱怨,这个工作确实没法干了!人家跑长途的四个小时还要休息一下,你看我们没明没夜连轴转……”

    吴辉是所在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博士生,科室对他比较重视,排给他的也是高危手术居多。做这种手术,麻醉医生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徐慧认为,长期过劳、心理压力大,是导致丈夫吴辉死亡的主要原因。

    “还有,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穿个白大褂,很有职业荣誉感。但是麻醉医生是在幕后,在幕后穿个绿色衣服,还天天把脸蒙着。他觉得不像个医生,还怀疑是不是选错行了---”职业成就感低,价值感不足,似乎是很多麻醉医生都要面临的问题。
 

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劳累的医生(编者配图)

    我采访徐慧时,他们的大女儿一直在旁边玩。孩子非常漂亮,大眼睛乌黑发亮,睫毛长而浓密。她出生的时候只有2斤,但是目前看起来,身高、发育和正常孩子无异。徐慧有时候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发大女儿的照片。她在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说,“我家大宝很漂亮呢。”我当时心里想,呵呵,每个妈妈都觉得自己孩子长得好看。等见着小家伙,真的被她迷住了。

    吴辉家墙上,贴了不少东西,有喜字,有两口子的婚纱照,还有吴辉的遗像。

    我看着缠了黑布的遗像,不免有些担忧:“孩子不会问爸爸去哪儿的问题吗?”

    徐慧:“---那天到殡仪馆时,她也去了,看到里面有一个火化间,她就问他爸的领导,我爸爸哪儿去了?你把我爸爸推哪儿了?你怎么不还给我---然后我就抱着她走了。孩子现在不是很懂事,她只知道爸爸上学去了。她没有上学,很羡慕小朋友上学,她知道爸爸上学去挺自豪的。唉,从她出生,爸爸就没有正而八经陪过她几天。”

    武卿:“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带孩子是非常累人的---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也不能上班,没有生活来源。”

    徐:“---走一步算一步吧。因为现在孩子小,也没有人能帮我带孩子,所以我现在只能,只能说是等两个孩子都大了,再出去工作 .”眼泪在徐慧的眼眶里打转,但是仅仅七八秒钟后,她就平静了:“我必须坚强。”

    “你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有---他在年前报了脱产博士,跟我说,考试时可以多请几天假,带着我跟大宝到广州玩一玩看一看,还说可以办签证到香港看一看---我说带不带二宝,他说二宝太小,就带大宝吧。”

    吴辉,并不是唯一一个猝死的麻醉医生。

    来自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11月到2014年4月近一年半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共爆出7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注:网上有11起、13起之说,此处数字为核实过的与过劳直接相关的死亡病例),死者的年龄段和吴辉一样,都在30岁左右,这引起了麻醉医学界的普遍关注。2014年10月24日,阜外医院麻醉科医生昌克勤,也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麻醉医生分会现任副会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说,相较于全国8万麻醉从业人员的总数,猝死者比例也许不算很高,但在如此集中的时间段里,频繁发生猝死事件且死者都年纪轻轻,以前还没有过。

    麻醉医师分会第三任会长姚尚龙说,这些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震撼:“是否还有没报出来的猝死案例?确实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基层还有哪些人员?也不好说。 像麻醉科这种高强度工作,实际上是慢性死亡的过程。它对人的生理心理一些疾病的诱发,都会起到促发的作用。”

    猝死事件的主角们,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左右。他们正是成家立业有追求有发展的时候,也因此既有工作负担,也有生活负担,压力大于常人。他们把这种三十岁左右的麻醉医生猝死频发的现象,叫做麻醉医生的“三十岁现象”.

    三、猝死缘何频频发生——一线麻醉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早晨七点半,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今天负责做手术麻醉的医生,已全部进入手术室。

    21号手术室即将展开的是一台,重大心脏杂交手术。在这里当班的麻醉医生,是教授张诗海、主治医师薛飞、住院医生冯颖露。在外科手术大夫到来前,她们要把包括急救药在内的药品,全部准备好。备药、机器质检结束,已经是四十分钟后。

    8点10分,第一针麻药被推进病人体内,病人很快进入全麻状态,手术正式开始。除了药品的气味外,我忽然嗅到一种浓烈的人类皮肉被烧焦的味道,看来要开胸了。几分钟后,我就看到了病人打开的胸膛里跳动着的心脏。它颜色鲜红,有节奏地抖动着——我丝毫不觉得那可以叫做“跳动”.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还问病人:“今天要做一个重大心脏手术,要搭桥,要放支架,还要做介入,你怕不怕?”这位兄台爽朗地笑笑说:“不怕”.看到此刻他无声无息躺在那里,我忽然想:病人上手术台被麻倒后,真是弱势啊---这一幕,上帝看了都心痛啊。如果他自己和亲人看到这一幕,恐怕心都要碎掉。病人手术中的生命安全、术后恢复情况,以后的生活质量,都在医生们手里捏着呢。所谓人命关天,不过如此。

    好在此刻,病人处于全麻状态,无知无觉。在麻醉发明之前,人们在疼痛面前束手无策,只能采取针刺冰冻、放血、饮酒草药缓解部分疼痛。手术如同酷刑,患者必须忍受巨大痛苦,医生和护士必须紧紧将患者牢牢捆在床上,在患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完成手术。1842年,麻醉学诞生了,它颠覆了人们“疼痛在手术中不可避免”的传统认识,成功使得患者在无痛状态下完成手术。20世纪末期,现代麻醉学,更是一举跃居改变人类命运的最伟大发明榜,排名第四。

    手术间墙上挂着的表提醒我,手术已进行两个多小时了。我站得腰酸背痛,蹲在墙角歇了好大一会儿。而在这两个小时里,麻醉医生薛飞、冯颖露,始终站在手术床头,一刻也不停地盯着。

    武卿:“你必须得时刻盯在那?”

    薛飞:“对,随时最接近病人,观察他的各种情况---有人说麻醉医生的注意力很分散,是的。因为我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药品,病人的监护仪,医生手术进程操作的情况,或者他遇到的困难我要想办法配合。另外,所有的管道,像呼吸管道、静脉输液管道、给药管道,都需要保持通畅。这些小细节太多,单个问题出现不要紧,累积起来可能会犯大错。任何事情都应该预计在先,要不停地巡视自己这一片领地,保证它不出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精神高度紧张——采访中遇到的所有麻醉医生,都这么说。只不过,这种紧张,轻易从表面看不出来。能看出来的,只有医生眼神里的疲惫。早晨刚进入手术室时,他们往往神采奕奕,彼此间偶尔还开开玩笑——嗯嗯,手术开始前没那么紧张的。两三个小时后,略显疲惫。站个五六小时后,人很明显就憔悴了,尤其是女孩子,挂相。

    21号手术室的心脏杂交手术,下午四点钟才结束。八个小时内,无论外科医生、麻醉医生还是护士,都死死地盯在那里,水不敢喝,卫生间也不敢去,生怕出现一点意外。下午四点半,病人被送往ICU,他依然处于麻醉状态中——希望他在麻药作用下,能做个深而甜美的梦,梦醒之后,会很痛很痛。在ICU又忙乎了半小时,安顿好病人后,主刀大夫刘隽炜、柳祎去吃午饭。连着做了八个小时手术,他们累得似乎连话都不想说。

    我远远看着他们把饭吃干净了,就过去聊。这个时候,好些刚下手术的医生,正靠着衣柜在外面歇着呢,他们有坐的有半躺的,一脸疲惫。过去在网上,看过不少医生结束手术后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休息的图片,今天看了现场版。
 

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网上流传的一线医生下手术后席地而躺的照片】

    麻醉医生薛飞、小冯苗条的背影,一闪就从楼道里消失了。离开ICU,接下来可能还有别的手术在等着她们。按照医院目前的规定,麻醉医生两个人盯一间手术室,该手术室里所有手术的麻醉,都由这两个人来做,手术全部结束后,才能下班。

    薛飞:“每天早晨七点半之前就要到,跟今天的手术量,一直要做到这个手术间的手术全部结束为止。有时自己的手术做完,还要去支援别人,七八点钟能够下班,就算比较早了。很多时候会上到十点钟,甚12点钟以后。”

    武卿:“那做到十二点钟的话,第二天还得七点班赶到手术室?”

    薛:“超过十二点钟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但是有的时候人手不够,可能上午休息,下午还是会被叫来帮忙。”

    武汉协和麻醉科有将近90个人,这90人里,只有十几个人有资格在凌晨下班后休息全天,绝大多数住院医生,不管当天多晚下班,第二天还得照常工作,甚至连教授们也不例外。教授张诗海,在4月18日做了15台手术,凌晨2点一刻下班。第二天早晨七点半,他依然得准时出现在手术室里。主治医师薛飞,在今年3月份,共加班超过一百个小时,薛飞把她们的工作叫做“车轮战”,意思是,外科医生不停地换人到这个手术室,来跟她们俩作战。“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薛飞喃喃地说。这个女孩子和我年龄相仿,瘦弱、健谈、忧郁,是她留给我的印象。

    半年前,薛飞的同事、32岁的桂平在腹泻的情况下带病上班时,忽然发生心跳骤停。由于昏倒的地方是手术室,同事们得以马上对桂平进行抢救。昏迷一天一夜后,大家挽回了他的生命。接受我的采访时,桂平的声音一直颤抖:“醒来之后,听同事们一说自己的情况,真的是泪如泉涌,真正有种死力逃生的感觉。在国内,发生心跳骤停能够抢救过来、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的,不超过千分之一吧。现在想起来,如果万一发生在家里的话,必死无疑---” 桂平的另外一位同事说,别说是在家里倒下,就是倒在办公室都不见得能抢救过来。倒在手术台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唉,死活都是因为那张手术台。

    薛飞一直都在现场含泪抢救桂平,她心里觉得悲凉,“我生怕这次,他就过不来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没事儿,身体还可以,但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发生在身边,大家忽然都觉得,每个人实际上都处在危险状况中。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不单麻醉科医生累,外科医生、护士都一样。所以---每次听说杀医什么的,我都觉得---”薛飞的眼睛忽然红了,眼泪在镜片后闪光。

    最怕采访对象流泪,于是赶紧把目光移到了一旁的麻醉机上。但是薛飞没有停,她有很强烈的和我倾诉的欲望:“这些事,对我们刺激非常大---我们过去那种积极向上的面貌,受到这些负面能量冲击非常厉害。”

    为什么,他们会累到这种程度?

    我记得2002年进央视后,自己有那么两年也是这个状态,忙起来家顾不得回,饭顾不得吃,有时候吃住在单位沙发上,好几天洗不了一个澡,全都围着片子转---因为这种经历,我比较理解医生们脑力体力叠加的累。

    对于造成这种工作强度的原因,副院长姚尚龙解释说:“这两年医疗市场发展很快,医院就医人力增加,工作量剧增,我们2012年的工作量,跟现在的工作量相比,几乎翻了50%以上,这样导致我们医生的压力太大。协和医院现在每天都要做300多台手术,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姚尚龙说这话的时候,深深拧着眉头,他一直为自己就任麻醉医师分会第三任会长期间,未能推动麻醉医生工作状况改变而耿耿于怀。

    采访期间,这位院长开玩笑说我“深不可测”.真实的情况是,我心里充满忧虑:调查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根本自己做的常规选题,这种节目安静、没新闻性。我的采访路径,也不是常规路数,拍摄时间拍摄量,都是常规节目的数倍---最初都没有医院愿意跟我聊,他们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暴露自家麻醉科存在的问题。

    好在,姚尚龙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李天佐、通州潞河医院的吴迪不同。他们说,如果能因为记者的调查、剖析,使得麻醉人员为社会了解、理解,使得那种群体性的疲于奔命让人心忧的状况有丁点改变,他们都愿意让自家医院的麻醉科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武汉协和医院存在的麻醉医生长期过劳现象,在李天佐和吴迪的医院同样存在。

    李天佐所在的同仁医院(注:李目前已调往北京世纪坛医院担任院长),是北京市的一家三甲医院。这家医院的麻醉科,有正式员工62人,覆盖的业务范围有手术室,有三个麻醉和恢复室,两处全日制麻醉科门诊,一个疼痛门诊,另外还有手术室以外的麻醉,包括妇产科、无痛胃肠镜、导管室、眼科门诊手术室。以上所有科室的任务量加起来,全部由这62个人承担。除了临床麻醉,他们还承担着教学任务、住院医培养、对外交流等。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加班非常频繁。2012年,同仁医院麻醉科一共加班283天。作为副院长和部门负责人的李天佐,对科室里的这种长期超负荷运转状况,非常忧虑。

    他说,“我们非常缺人,非常缺。但是人员增加的速度,第一,匹配不了手术学科这种业务的发展增加,第二,满足不了麻醉科本身发展的需求。其实麻醉科在医院的舒适化医疗,在医院,是起主导作用的,现在已经渗透到内科领域了。”

    北京通州潞河医院,是通州区最大的医院,这里的病人除本地人外,还包含有河北廊坊等地涌入的大量病人。潞河医院麻醉科的吴迪主任介绍,他们科每天能盯手术的也就十七八个人,手术量平均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台,最多的时候七十台:“如果晚上12点以后手术还没完,第二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是如果你是做到11点下班的,第二天还得正常来上班。 心理压力大,身体疲惫,在我们这里普遍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手术室里面全是日光灯,没有自然光。在里面待上一天,又疲惫,又憋闷,心情很不好。我们自己老说,什么是幸福啊?把病人都送走后能洗个澡的时候,就最幸福了。”

    李天佐说,麻醉医生长期过劳,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是有共性的,都是如此。在美国,麻醉科主治医生,每年承接的麻醉量是600到800例,而在我们国家大医院主治级以上的麻醉科医生,每年的工作量都会过千。

    李的说法,印证了我的调查。在新青年麻醉论坛负责人周祥勇帮助下,我挑选来自全国各地30多家不同级别医院的麻醉医生,通过微信群进行调查发现:三甲医院麻醉医生的长期过劳,确属普遍现象。此外,这种现象在二乙至三乙级别的医院也普遍存在,只不过程度略有差别。
 

央视记者调查一线医生的真相:索命麻醉


    这是接受群访的部分医生给记者的回复:

    王敏(化名),女,32, 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我最不满意的事情是工作时间特长,身体和精神都特疲劳。其它科同事对我们麻醉科,也不是特别理解。社会基本还是认为,麻醉就是打一针,不理解麻醉的重要性。 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来自:麻醉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可以说是外科中的内科,需要学习掌握的知识很多很杂。但是我们工作太忙,没时间整理临床遇见的问题,更别说查资料做科研了! 如果医疗环境更差的话,我可能要想转行。 最想说的话是:作为一名医学生,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最青春时身边有的只是一本本医学书!看了电影“致青春”后我最大的感受时是,拍得太夸张了! 我根本没有青春过!

    仁心良朋,男,33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从业9年:我一般大白班下班时间为19——21点,运气差的时候会更晚。如果晚上需要给住院医师上课,则会在21点以后下班。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12——13小时,没有午休,午饭10分钟解决。平均每天完成10台左右手术。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方面:临床工作太繁重,休息、看书学习、科研时间太少;职称晋升压力大;劳动付出、承担风险和收入不匹配。此外,社会对麻醉医师认同感太差,多数人认为麻醉医师工作轻松,打一针就ok,还有红包拿。在此声明,本人从未拿过病人一次红包。 最想说的话:A.希望有媒体朋友跟我上一周班,体验一下一个三甲教学医院麻醉医师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强度,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如实地写出医生的生活;B.希望那些整天嚷嚷“看病难、看病贵”的媒体朋友,去米国看一次病,再评论什么叫做“看病难、看病贵”;C.国家应该对医疗暴力行为进行严惩,对故意损害医患关系、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和记者进行严惩D.国家应该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费,体现医生的价值。E.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干部病房,减少过度医疗,消除医疗资源分配不公。F.想说的太多,最想说的就是以上的A和B.

    上海麻生,男,48岁,三甲,麻醉主任医师:我的手机一直开启工作闹钟,工作日永远在早5:50响起。当然,大部分的日子我是在此前醒的,因为生物钟几乎不会出问题,我夫人为了我能吃上早餐,也把闹钟定在在5:30,所以我的闹钟就成了确保能及时起床的双保险;我一般总是科里第一个上班的(因为我是主任),也几乎是医院车库里除了值班以外最后一个离开医院的,如果我能回家赶上看7:30的《新闻联播》,那一定算回家早的;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因为中午医院的饭我把它称之为“减肥餐”,只是扒几口起到不饿的目标,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就结束,但当我晚上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常常8点钟左右,吃完倒在沙发上就睡了;因为我是主任,科里的工作所有都需要负责,首先是要确保每天80-100台的麻醉顺利完成,只有每天手术基本结束我回家,才安心。对目前工作状态的看法: 谈不上满意,但我已是这个年龄,即使不满意也只能接受;最不满意的,在于目前国内的管理机制,作为一个科主任,权没多少,追责的事件件少不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我们这里是因为医院领导对麻醉科不重视,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内的医院管理机制;国内外科界大都把麻醉作为他们的附属科室和医疗事故的替罪羊,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离不了麻醉,但并不愿意承认;由于外科与病人的接触机会更多,加上外科往往在医院的话语权更大,所以外科对麻醉的不真实宣传,造成了病人对麻醉一样不理解。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是病人的安全,麻醉作为一个高危职业,直接和病人的生死相关,所谓“麻醉不出事则已,出就是大事”,加上一旦有事后医院外科的推诿,所以长期会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未来:希望私立医院冲击公立医院,让机制变活,让公平竞争和合理薪酬在麻醉医生队伍中体现,当然,这很遥远。8、最想说的话是:希望麻醉这样一个和病人生死打交道的专业及其从业者得到公平对待(这可能有很多话题,无论是医院内部还是社会)

    麻水, 男,38岁,江苏某乡镇卫生院,麻醉兼职内科,工作17年:我们医院一年六七百台手术,全部由我一个人做。由于一个人做麻醉,不分白天和黑夜,初一到三十,随叫随到,青春已经都给医院了。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是一个人干麻醉,时间奉献就不谈了。医院领导对麻醉科重视一般,其它科同事对麻醉医生一般,遇到紧急情况时连个商量人都没有,压力太大!我都想改行!

    县级以下医院麻醉科医生的工作状况,并不比大医院好。首先,他们每天的麻醉例数和紧张程度和三甲医院比,可能要弱些。但是医生个体的辛劳程度,不比三甲医院差,因为人员少。第二,基层医院麻醉科的工作环境差,抢救条件、处理病人能力更差,一旦出事往往无法应对,一出事直接面对的就是医护人员自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他们的压力大。而在大医院,往往会有一个小团队来负责。第三,相比大医院来说,基层医院麻醉人员的职业认同度更低,很多基层医院的院长,都不会把麻醉科真正当做临床学科对待,只是把它当做医技科室。这些内容,是一线麻醉医生和麻醉医师协会的共识。

    当我把以上自己调查到的事实,讲给曾经上过手术台的朋友们时,他们都很惊讶,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麻醉医生是这么个工作法。随后,他们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紧张:“搞麻醉的如果老处于这种过劳状况中,那我们如果去做手术打麻药,是不是很危险啊?”我只能老实作答,是的。

    几天前,国家卫计委机关报、国家麻醉质控中心、新青年麻醉论坛等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麻醉医生职业现状网络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近13000名麻醉医生,占大陆地区麻醉医生总人数约16%,在“压力来自哪方面”的问题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手术中的安全风险,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劳动时间过长。

    过度疲劳,对医生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也正是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前后发生七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的原因;疲劳麻醉,对手术病人来说,也潜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是造成麻醉致死事件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医生个体都懂,都担忧,但是也都充满深深的

    四、深层次原因?

    台湾可怕的高麻醉致死率,原因主要是,麻醉人员奇缺。大陆麻醉医学界也认为,影响手术中麻醉安全的第一要素就是缺人——医院发展提速,手术量井喷,人员严重紧缺,在我国已经是普遍现象。

    登陆专为医药领域提供人才招聘服务的丁香网,我看到,用人单位对麻醉医生的需求量,是对外科等其它科医生需求量的数倍之多。这种全国性紧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武卿:“那这个问题的形成,到底是因为招不到人,还是医院没有办法放开招人?”

    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龙:“两个方面因素都有,首先,现在招人有困难,早期我们希望招一些高层次的人员,博士硕士,现在连本科生招人都难。人家不愿意来。此外,就医环境不好,再加上麻醉科社会认同度低,所以很多人读了麻醉,最后都不选择麻醉。还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来院里工作,看到压力大,都离开了---”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麻醉科主任吴迪介绍,2014年,他们科的进人指标有1-2个,但是最后连一个人都没招进来,原因是合适的人不好找。

    不过,姚尚龙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不是没人愿意来,而是没有编制导致的没法招人。

    武卿:“那像你们协和医院,现在定的编制是多少?”

    “没有编制。正常讲,应该按照医院规模配备麻醉医生,这叫编制,但是现在它没给这个指标,导致各个医院长期招不着人,长期累积,欠得帐越来越多,麻醉医生紧缺现象越来越明显。”说到这里,姚尚龙的声调明显高了起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有点淡漠。全世界最好的医院是哈佛医院,它有八百张床位,他的医生总数,是两万一千多人。而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医院,它将近八千张床位,工作人员也就是一万人。你想想,八千床位一万人,跟八百张床位两万人员比,谁的水平高,谁的质量好?像我们医院这个规模,每天手术量是三百台,再加上外面还有疼痛和ICU,应该有150名到200的麻醉大夫。但现在就九十个来人,缺口至少七八十名。”

    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认为,编制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疗机构所能够把控的层面,现在全国麻醉界都在热议的一件事,就是——麻醉科医生到底怎么测算编制。

    编制的问题,说起来挺费劲的。1989年,我国把麻醉学科定为临床二级学科,但是并没有真正按照二级学科要求,给出规范的建制。有相当一部分医院,并不重视麻醉科,依然把它看做辅助科室、医技科室,麻醉医生的编制如何测算,至今也没有具体规定。大部分医院目前都是,按照二十几年前的标准——即一个手术台配1.5-2名麻醉医生的办法在招人。按照手术台,而非手术量来配备麻醉人员,在手术量井喷的今天,这就使得麻醉医生的紧缺现象,越来越凸显,麻醉医生个体不堪重负。同仁医院麻醉科每年都要人,但是每年都招不够,原因就是没有和现实情况匹配的进京指标。

    逻辑延展到这里,我的调查可以结束了。编制是个原因,但是浅表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医疗界对麻醉专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其资源分配比例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麻醉医生个体的健康被牺牲,受到严重损害的还有学科的发展。“麻醉这个学科承接培养着住院医、培养研究生的职能,有科研有教学,真正立体化发展了才能为今后的可持续化发展奠定基础。但这些目前都受制于临床压力,都让步给临床了。二三十年后,现在这批年轻人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这支队伍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非常忧虑地说。在针对全国近20%的编制内麻醉医生做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这个职业不满意、如果有机会将不再从事麻醉行业。这些都会伤害麻醉这一重要学科的生命力。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时刻都会威胁手术病人的生命安全。我在前面介绍过,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麻醉相关致死率的统计数据,我们的标准,是美国二十年前的标准。原谅我不得不这么比。

    你也许会说,在中国的大医院里,人员紧缺的现象不独麻醉科有啊,超负荷运转的医护人员到处可见。确实,这非常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非精心做顶层设计不可。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但也绝对不是无法解决的。

    在武汉协和医院采访间歇,麻醉医生薛飞跟我转述了他们医生间传的一句玩笑话:“我们常说,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都要离开这支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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